“子承父业”式高考保送不可取

张贵峰

近日，教育部出台了高校2007年保送生政策，除了“省级优秀学生”“竞赛获奖选手”“获奖运动员”等五类考生外，还有一类是专门针对“公安英烈子女”的保送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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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，高考一直因其过于简单生硬的“唯分数论”而广受批评，因此，在统一的考分标准之外给予高校招生以更大的政策灵活性、多样性，比如增加免试保送、自主招生等政策，以软化、矫正“唯分数”的高考制度缺陷，应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。不过，虽然如此，将公安英烈子女也列入保送范围，并且是“子承父业”式保送上公安院校，笔者以为，却未必妥当，不无可商榷之处。

首先，褒扬公安英烈，给予其身后的家属、子女以一定的抚恤、优待措施固然十分应当，但是，将高考作为提供这种优抚的工具是否仍然恰当？毫无疑问，高考制度所赖以立足的公平公正的价值核心正在于“择优录取”，可以说，无论是“以分数论英雄”的一般录取方式，还是其他基于各种“优秀”“获奖”的保送政策，至少从形式上都遵循的是这一价值准则。显然，以父母身份、血缘关系而论的“公安英烈子女保送”政策，并不在此范围之内——不仅无法体现而且有损于“择优录取”这个高考制度的价值核心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我们退一步——认可牺牲一定的高考录取公平以优待“公安英烈子女”的必要性，这种“子承父业”式保送政策的合理性，仍是值得推敲的。

这至少表现在，其一，既然公安英烈子女可以保送上公安院校，那么其他行业——比如教师、工人、农民的英烈子女，是否也可以照此办理，保送上师范、工业、农业大学呢？毕竟，所谓“英烈”，并非公安系统独有，而是任何行业职业都可能存在的，依据国务院1980年发布的《革命烈士褒扬条例》，除军人外，其他牺牲人员，“如果事迹特别突出，足为后人楷模的”，均可“批准为革命烈士”（5条）。但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大学是否有蜕变为子弟大学之虞？而在代际传承的侵蚀下，“择优录取”的高考公平还如何维系？

当然，应当承认，公安行业是一个更具职业风险、因公牺牲可能性更大的职业。但所谓“凡事不可一概而论”，比如，近年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煤矿行业，其职业风险，比较民警，就毫不逊色。也许，就牺牲的崇高性、楷模性而言，矿工的因矿难而牺牲无法与民警因执法而牺牲相提并论，可到底都是因公牺牲、都是血性的生命，公安英烈子女可照顾性地保送上大学，社会地位更弱势的矿工为什么就一定不能呢？

其二，具体就职业生态和英烈子女本身的需要来看，“子承父业”式保送政策足够合理？比如，子女因袭父母职业，而且“原则上分配到英烈所在地公安机关工作”是否有利于一个充分开放、流动的职业环境的形成？而在子女本身，从事父母曾牺牲的职业，并且是回到父母牺牲的原单位，是否有利于其健康职业心理、心态的培养，进而出色地做好工作？

鉴于此，笔者认为，“公安英烈子女保送上大学”尤其“子承父业”的保送方式，虽然初衷良好，但还应慎行。毕竟这样做，无论是对高考选拔以及其他职业群体的公平，还是公安职业乃至其子女本身的需要来说，潜在的隐患均不可小视，尤其代际公平问题日益突出、成为影响高考社会公信力重要因素的当下，更是如此。